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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学生不是学得好而是好学的学生

Tuiba 2014-11-13 21:24:33 PD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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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-10-12 钱颖 吴老师围棋

【泽邸评论:今天的这篇文章里有很多闪光的东西值得我们思考:不能太功利的评判知识的有用和无用,功利的判断往往是短视的;学好不如好学,学习的效果第一关键是动机问题,有目的的学习才能真正学好;做人比成才重要,这是我们的教育环境最需要反省的问题】

“无用”的知识也很重要
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创始人、首任院长佛来克斯纳(Abraham Flexner),有一篇有名的文章“The Usefulness of Useless Knowledge”(memo 1921;Harper Magazine 1939),即“无用知识的有用性”。

佛来克斯纳是一位对美国教育有重大影响的人物。在他的领导下,高等研究院从一开始就聘请了世界顶级学者,包括爱因斯坦(Albert Einstein),冯•诺依曼(John von Neumann),哥德尔(Kurt Godel)等。这些教授们的共同特点,就是从事看上去“无用”的研究,就是那些在近期,甚至在可遇见的未来都没有用的研究。但这正是佛来克斯纳的远见,也是高等研究院的魅力。

思考一下,什么是“无用”?什么是“有用”?这与时间期限的长短很有关系。让我来举三个例子说明那些短期看上去“无用”的知识在长期的巨大有用性。第一个例子是关于理科的,是物理学的例子。这是佛来克斯纳文章中开头讲的例子。当年佛来克斯纳问柯达先生谁是最有用的发明家时,柯达立即回答是无线电收音机的发明人马可尼(Guglielmo Marconi)。佛来克斯纳反驳说,麦克斯威尔(Clark Maxwell)和赫兹(Heinrich Hertz)的理论贡献更加有用。虽然麦克斯威尔在1873年发表的电磁理论完全是抽象的数学,虽然赫兹在1887年对他做的电磁波实验的实用价值毫不关心,但是这些看上去“无用的”的研究却为后来有用的发明打下了基础,没有他们的工作就没有后来马科尼的发明。正因为那些当时看来“无用”的知识,成为后来有用发明的基础。因此这些“无用”知识是有用的。

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,就是我们身处一个功利主义,更确切地说是短期功利主义的大环境中。无论做研究还是学习,人们总喜欢先问“有用”“无用”,“有用”指的是立竿见影式的马上有用。比如在校学生选课前喜欢问这课有什么用?对面试和找工作有用吗?我在听取在校生对课程设置意见时,就常常会听到对找工作没有用的课的抱怨,或对找工作有用的课为什么不多开一些,开早一些的疑问。但是有趣的是,当我同已经毕业10年、20年、30年的校友交谈时,他们对大学时期所上的课的评价却与在校生很不一样:他们感到遗憾的是当时学的所谓有用的课在后来变得如此无用,而后悔当时没有更多地去学那些看上去“无用”,但后来实际上很有用的课,比如一些人文、艺术、社会科学类的课。这种不同反馈的反差正是短期功利主义的一种例证。

虽然有用未必就是唯一的价值判断,因为知识的价值可以是内在的,无需体现在它的工具价值上。但是,理解短期无用的知识可能是长期有用的知识,对我们正确认识知识的有用性有极大意义。

但愿在几十年后,当同学们回首往事的时候,你们还能记得我在今天的开学典礼中讲起的“无用”知识的有用性。

好学比学好更重要
我相信你们从小都是好学生,更准确地说,是“学得好的学生”。学得好,就是学习成绩要好。学习成绩好,就是考试要考的好。考试考的好,就是做题目的答案要正确。那么如何取得这个结果呢?除了努力、刻苦、时间投入之外,还要大量做题,因为熟能生巧,也要有很好的记忆力,即使不是死记硬背。你们都是这方面的的能手。所以你们都是好学生。

在我看来,在大学中,“好学生”不再是“学得好”学生,至少说主要不是。在大学中,一个好学生,首先是一个“好学的”学生。请你们注意:在大学中,“好学生”的定义发生了变化,不再是“学得好”的学生,而是“好学的”学生。

“学好”与“好学”是两种不同“学”的境界:“学好”是学习中被动的接受,而“好学”则是学习中主动的探索;“学好”是今天学习的一个结果,而“好学”则是今后学习的一种习惯;“学好”只是对学习已有知识的一种度量,而“好学”则是对学习未来知识的一种态度;“学好”是为了掌握知识,而“好学”是为了探索问题;“学好”得到的是答案,而“好学”追求的是真理。

在你们迎接大学生活踌躇满志的时候,在你们面对新的竞争压力倍感郁闷的时候,请你们停下来,想一想“学好”与“好学”的不同,既不要让“学得好”误导你,也不要让“学不好”打击你。你们要记住:“好学”远比“学好”更重要。

这不仅让我想起我当年在清华读本科的时候。虽然当时条件不利于我们“学好”,但是我们那时非常“好学”。那时的历史条件形成了一种特殊情况:我们班上有一半同学,包括我自己在内,在上大学之前或在农村插队,或在工厂工作。我们为能够成为第一届大学生倍感幸运,高度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,所以我们很努力。但这只是一个方面。另一方面,有一种自然选择在发挥作用:在当时那种动乱的环境下,能够考上大学的大多是靠自学的,非有好学特征是很难考上的。我自己也是如此,我的大部分中小学知识都是靠自学完成的。这个依靠自学的求学过程,虽然不一定学的正规学得好,但是它激发好学精神,而且探索出了在没有教师指导和约束下的求学方法。

在我看来,“好学”有五个要素,我称为“五好”,分别是“好奇”、“好问”、“好读”、“好思”、“好言”。

第一,好奇。我把好奇放在首位。好奇是科技创新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原始推动力。十年前,四位物理学诺贝尔奖获得者到清华理学院与清华学生座谈。当问到什么是科学发明最重要的要素时,他们没有选择基础扎实、数学好,甚至没有选择勤奋、努力,而是不约而同地说到了好奇心。我认为,好学的第一要素是好奇,好学源于好奇。

第二,好问。好奇往往导致好问,而好问是质疑既有知识,探求未知的起点。但是我们面临的情况是,学生不好问,也没有激励去问。中国学生回到家里,家长问“你今天学到了什么新知识”,而犹太学生回到家里,家长问“你今天提出了什么好问题。” 全球犹太人总数不超过两千多万,还没有北京市人口多,而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犹太人数上百。这或许与他们的好问有关。

第三,好读。阅读的范围很广,我在这里想强调两点。一是在当今碎片化信息高度发达的时候,在微博、微信、网页等信息随时随地都可及的时候,不要忘记要读书。二是不仅要读与专业相关的读物,也要读超越专业的读物,特别是思想性读物。

第四,好思。好学的核心是好思。大学本科阶段是一个人生学习过程中的转折点:在此之前的中小学教育,是以接受知识为主;而在大学本科阶段,要变为以思考为主。爱因斯坦就是这样认为的,他说:“大学本科教育的价值,不是学习很多事实,而是训练大脑去思考。”好思应该是大学生的第一要务。

第五,好言。好言是好学的一部分,我们不能不言。言就是沟通,就是传播。言的本领,就是传播的本领。只有言,别人才能知道你的观点和想法,也只有言,才能引发与他人的争辩,而真理往往是在争辩中产生。我们清华学子既要能行,也要善言。好学离不开好言。

好奇、好问、好读、好思、好言—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好学的五个要素。具备这“五好”,就为好学打开了窗户,开辟了道路。具备这“五好”,就是我心目中好学生的特质。由此可见,大学的学习方法,与中学的学习方法不同。在大学对学生的评判,也因此而与中学不同。

做人比成才更重要
“知识”和“能力”是关于如何“育才”的两大基本要素。但是大学仅仅是为了培养“人才”吗?我认为不是。我今天要讲的主题不是“人才”,而是“人”与“才”;不是讲“人才”的培养,而是讲“人”的培养、人的“价值”。

在中文中,“人才”是一个词。我们通常都把“人才”落脚为“才”。现在有必要把“人”与“才”拆开来看。“才”关注的是“三力”:创造力、分析力、领导力。而人有“三观”: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。度量“才”的词是成绩、成功、成就,而形容“人”的词则是自由、快乐、幸福。

我认为,“育人”重于“育才”,“成人”重于“成才”。在现代经济学中,人不仅是工具,也是目的。在康德看来,人只能是目的,不能是工具。无论如何,只要人是目的,不仅是工具,教育的目的就应该是育人。在我看来,作为目的的“人”包括“人文”、“人格”、“人生”三个方面,因而人的教育应该是人文精神的教育、人格养成的教育和人生发展的教育。

人文是相对于科学而言的。科学告诉你什么是真理,人文告诉你说真话的价值。曾经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任教的龙应台女士这样解读人文:文学使你看见原来看不见的东西,可以让你看见水里白杨树的倒影;哲学使你从思想的迷宫里认识星星,从而有了走出思想迷宫的可能;历史就是让你知道,沙漠玫瑰有它的特定起点,没有一个现象是孤立存在的。所以,文学让你看见,哲学让你定位,历史让你连接,这些都是人文的价值。

以人文为基础的人格是做人的准则。人格养成是人的教育的基础,也是清华的传统。对人格的起码要求就是人格底线。说话有底线,就是说话讲真话;做事有底线,就是做事有原则;做人有底线,就是做人有良知。北京大学的钱理群教授曾经批评我们的一些精英大学正在培养一些“精致的利己主义者”。精英大学中聚集了很多有才的人,如果有人格,他们的正面作用会很大;如果没有人格,他们的负面影响也会不小。

人生既有对人生发展的梦想,更有对人生意义的探索。记住苏格拉底的这句名言:“未经反省的人生不值得过。”进入大学,就应该是你反省人生的开始,思考人生的起步。反省人生是发现自己,认识世界的过程。

今天,我向学生提出的要求是:理解人文价值,坚守人格底线,反省人生意义。

我从不怀疑中国会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才,不确定的只是时间的早晚和人数的多少。但是,中国教育的首要问题还不是如何培养拔尖创新人才、杰出人才,而是如何培养真正的“人”。如果我们把对培养不好真正的“人”的忧虑放在对培养不出拔尖创新“人才”的担忧之上,那么中国教育就会有新面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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